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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美經貿談判作為推動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次契機


2019年04月05日 09:58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5期    梅冠群/文

       從歷史經驗看,每當中國開放的大門逐漸關上,國內改革也就難以推進、思潮趨于保守,每當中國敞開大門、積極走向世界時, 國內改革也往往別開生面。當前的中美經貿談判正是這樣一個能夠推動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難得契機,是幫助我國再度激發市場活力、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平衡發展的一劑良藥。




       2018年12月,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在G20阿根廷峰會上,就解決中美經貿摩擦問題達成重要共識,之后中美雙方談判團隊以此為原則,緊鑼密鼓開展談判工作。近期,雙邊經貿談判不斷取得關鍵進展,并形成重要實質性成果,美方已明確表示不會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中國可能提出降低對美國農業、化工和汽車等產品進口關稅和削減其他限制。目前,談判工作已進入收尾階段,兩國元首預計將于近期見面,并達成重大貿易協議。這意味著繼2017 年“百日計劃”談判失敗和美國啟動“301調查”以來,中美雙方可能將就經貿摩擦問題暫時畫上一個休止符。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兩國如能達成重大貿易協議,也意味著最近一段時間美國一些人士極力鼓吹的中美“脫鉤”將不會實現。


       中美經貿談判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貿易不平衡議題,即美方認為中國貿易政策不公平、不對等,要解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過大的問題;二是結構性議題,包括美方所關心的中國市場開放、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改革、強制性技術轉讓、“匯率操縱”等具體議題。自“百日計劃”談判至今,中方對談判的原則和立場是一以貫之的。針對美方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清單,中方將其中具體議題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大方向的,即便沒有中美經貿摩擦因素,我國也一直在按照既定方向、既定方針、既定步驟向前積極推進的,這部分議題我方可以考慮基本接受美方要價,如知識產權保護等;第二類是可以和美方開展對等談判和適當讓步的,但讓步的前提是既不能有損我國重大利益,且美方也要有對等妥協,如擴大進口、市場開放等;第三類是涉及我國重大核心利益,甚至涉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此類議題我方堅決不能接受,這是談判的原則和底線,如美方一些人士提出的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等。


       按照以上原則和策略,中方積極推動雙方在知識產權保護、擴大對美進口、服務業開放等方面談判取得突破,這些方面都是上述前兩大類議題的內容。可以說,我方不但沒有在談判中做出有損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讓步,較好保證了談判底線,甚至這些議題一致意見的達成,還能夠倒逼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從中長期的角度看,利是遠遠大于弊的。


       比如知識產權保護議題。科技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是美國維持全球經濟霸權的基本支撐,知識產權保護是美國科技產業集團最為關注的議題。長期以來,我國總體處于國際產業鏈分工的中下游,從“三來一補”到貼牌加工,在技術路線上都以引進、消化、吸收、集成創新為主,對知識產權保護不但沒有強烈訴求,反而希望能夠放松管理,以便加快西方先進技術在我國的擴散速度。但隨著我國自主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正在日益向上游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等領域延伸,甚至在5G、軌道交通、航天、機械裝備等領域逐漸形成能夠與美國相競爭或超越美國的研發能力,中國自身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訴求也越來越高。沒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將不可能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蛻變。我國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成立了國家知識產權局,也正是為了更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美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訴求和我國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擴大進口議題。美國自上世紀70年代首次出現戰后貿易逆差以來,逆差規模逐漸擴大。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大陸逐漸承接了來自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對美貿易順差也逐漸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轉移到中國大陸來。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一方面為中國經濟騰飛創造了資本積累,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可以通過大量積累外匯采購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躍升,大量貿易順差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如巨額外匯儲備通過強制結匯被動向國內釋放大量人民幣流動性,加劇我國通貨膨脹風險,提高國內貨幣管理和宏觀調控難度。如根據“特里芬悖論”,貿易順差和國際貨幣地位二者不可兼得,人民幣難以通過貿易實現出海,制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實現。如巨額外匯儲備在全球市場很難找到除美債外、能夠容納如此大資金盤子、且能持續保值增值的投資標的物,美債市場一旦發生波動,我國外匯財富就面臨極大風險。各國發展經驗表明,唯有進出口平衡的貿易結構才是可持續的。去年11月,我國召開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旨在通過擴大全球優質產品的進口,實現貿易平衡發展。我國擴大自美進口,特別是美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和能源產品進口, 與我國從“出口導向”到“貿易平衡”的戰略思路轉變是內在契合的。


       比如服務業開放議題。長期以來,我國一直積極推動服務領域對外開放和管理制度創新,已超額完成入世承諾,但面對高質量發展要求,服務業開放程度還有待提高,體制機制還有待創新。在金融領域,目前我國已在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等關鍵問題取得一些突破,但由于金融改革牽扯面廣、涉及國計民生,一些關鍵改革還未實際推行下去。如我國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還有“玻璃門”限制,銀行業競爭不足,存貸款利差較大,躺在賬本上吃利息,風險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同業機構不可同日而語,且嚴重擠壓下游企業利潤,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在醫療、教育等行業,從量到質的供給均嚴重不足,群眾極為關切,如能放開國外高端醫療教育資源進入,帶來高水平技術和先進管理,既能幫助補齊供給短板,又能發揮“鯰魚效應”, 倒逼國內醫療教育服務水平提升。美國希望中國服務業市場開放, 固然代表美國產業集團利益,但必須看到中國從中的巨大收益, 中國若要實現從“制造強國”向“服務強國”、從“商品貿易強國”向“服務貿易強國”的轉變,開放服務業市場是必由之路。


       看待本輪中美經貿談判要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中國在加入WTO 前,國內各方高呼“狼來了”,認為中國大多數產業都將在競爭中淪為外資附庸,國民經濟行將崩潰。但事實上,入世以后正是中國經濟增速最快的時期之一,國內市場化改革也加速推進,中國成為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一個參與者,美國稱中國是現行WTO規則的最大贏家也是不無道理的。從歷史經驗看,每當中國開放的大門逐漸關上,國內改革也就難以推進、思潮趨于保守,每當中國敞開大門、積極走向世界時,國內改革也往往別開生面。當前的中美經貿談判正是這樣一個能夠推動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難得契機,是幫助我國再度激發市場活力、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平衡發展的一劑良藥。


       當然,在看到中美經貿談判對我國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的同時, 也不要天真地就把美國當作“救世主”,當作一心為人、不留私欲的“傳教士”。美國談判與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永遠是“美國優先”,中美大國競爭與博弈的態勢格局是難以改變的,中美文化、理念、制度、發展模式的沖突還將是長期存在的。中美經貿談判如能形成重大協議,預計短期兩國關系可能迎來一段平和期,但經貿協議不能一次性解決兩國關切的所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兩國關系中還可能出現新的矛盾或是舊矛盾再度沉渣泛起。


       在雙邊層面,中美談判之所以能在短短90多天里形成共識,一方面是美國能夠認識到如果到3月1日,真的對中國進口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制裁關稅、中美開打貿易戰,將會給美國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沖擊。特別是在美聯儲持續加息、美金融市場動蕩的背景下, 中美貿易戰極有可能宣告美國這一輪經濟強勁復蘇提前結束。另一方面,特朗普將要籌備下一輪美國大選,中美達成經貿協議將是他執政的一個突出亮點。如果借經貿協議東風,換取中國政治支持,在中國協調下美國和朝鮮能夠達成和解協議,特朗普執政成績單更將會錦上添花。因此,在特朗普眼中,當前的中美經貿談判必須服從美國選舉政治的需要。


       但長期,兩國在落實經貿協議中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一是在貿易逆差問題上,中國擴大美國農業、能源等產品進口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逆差,但中美兩國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是難以根本消除的。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后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其通過逆差變相向全世界輸出美元,貿易順差和國際貨幣二者不可兼得。同時美國又實行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人為扭曲比較優勢決定的產業分工體系。如果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再度上升,市場壁壘、“匯率操縱”等板子可能又拍在中國身上。二是中方在產業政策等協議的落實上可能會遇到一些阻力。如中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出于政績和地方長遠發展考慮,難免向外資企業提出用優惠政策換取外企技術轉讓、研發機構本地設置等各種各樣的要求,這是正常的市場談判過程,不能按照協議的幾條文本簡單將其認定為強制性技術轉讓。如中國國有企業規模大、信譽好、甚至有政府擔保,金融機構傾向于低利率貸款,這也不能簡單理解為針對國有企業的傾斜性政策。本輪中美經貿談判不同于“百日計劃”談判的重要一點,在于美國高度強調監督執行,但原則性的協議能否完全適應實際中形形色色的復雜情況,監督執行中能否充分考慮到兩國發展制度、發展模式的不同之處,現在還很難說。三是隨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的攀升,中美兩國在科技研發和創新等領域的競爭將日益激烈。隨著中國逐漸向貿易平衡方向發展,中美經貿領域的主要矛盾將會逐漸由貿易逆差問題轉變至科技競爭問題。美國口頭上稱要推動科技領域的公平競爭,實際上正越來越將科技競爭政治化,違反制裁協議、海外腐敗等“長臂管轄”手段正在被濫用,美國科技集團和法律集團正在捆綁形成一個越來越具政治影響力的利益共同體,中國高科技企業將可能在海外到處遭到美國的阻擊,這會為兩國關系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


       在多邊層面,盡管中美可能簽訂雙邊經貿協議,但在WTO等多邊機制中兩國的分歧不但不會淡化,反而可能會更加激烈。美國正與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一起,在“非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數字經濟等新議題上形成戰略一致,挑戰現有WTO規則和秩序。特別是在當前WTO中,印度、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保護主義抬頭,和中國利益出現分化,能夠與中國堅定站在一起的伙伴正在減少,中國可能面臨空前壓力。WTO談判的關鍵不在談判桌上,而在談判桌外。解決辦法在于做好外部開放和內部改革兩篇文章。對外,要努力推動中日韓、RCEP及各雙邊自貿區談判進展并提高標準,增強我國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適應能力。對內,要著力打造具備更高開放水準的自貿區、自貿港,探索中國版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三零”解決方案,推動經濟體制適應更高水平開放。只有開放水平走在世界最前列,體制機制改革能夠適應開放型、高質量經濟發展,才能有機會引領和推動國際規則創新。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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